几乎每个月都要迎送几百个穿梭两省的读书娃

2020-11-13 00:57

在昌平的另一套70平方米的复式房子里,刘建哲掏出一个饼干盒,里面装着儿子的奖状。她将这些奖状拿出来,再一张张摊开,念道:“三好学生,跳绳比赛一等奖,优秀试卷奖。”

黄庭远出生在北京,在北京上了幼儿园。2007年,家里在海淀区的清河买了房,黄庭远进入片区里的一所小学上学。按照排名,这所小学是一所“二级二类”,也就是人们所说的“普通小学”。

学生们一个个被大人的手牵走。许思佳被叔叔接走,叔叔的孩子跟她是同学。她的爸爸年关忙着送快递,妈妈在家里照看妹妹。

当然,他们选择离北京不算太近的衡水,几乎都有着更务实的考虑。他们愿意相信,舍弃朝夕相处的陪伴,让孩子在高考成绩负有盛名的衡水上学,“今后高考上不吃亏”。

“嘀”地一声,老师吹响了哨子,学生们停下手中的游戏,齐刷刷地站起身来。

将女儿冯浩宁送去衡水,在北京做装潢材料生意的爸爸也舍不得。他说,“孩子的舞蹈跳得很好,但去了那边这个特长也只能放弃了。”

看着眼前乌泱泱一片小脑袋,有乘客掏出手机在一旁拍照,还惊讶地跟周围人打听“哪来这么多小孩子”。而衡水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对此早已经失去新鲜感,他们习惯每月一次耳边响起“哇啦哇啦”的学生集体吵闹声。

对这些跨省上学的学生来说,每次回家都算得上一次规模不小的集体迁徙。

偶尔她也会流露一些自己的想法。她说,“我喜欢北京”。至于为何喜欢这个城市,她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从老家转学到衡水不到一年,她能想到利用每月假期跟父母在北京游玩过的地方,是天安门和中山公园,

衡水不少中小学吸纳着外地生源,“有的外地生源可能占到三分之二”。当地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说,外地人选择来衡水上学的原因,不外乎是对“衡中模式”的崇拜。尽管制造出高考神话的“衡中模式”一直备受争议,但仍然对外界有着极强的吸引力。

这对在北京打拼10多年的夫妻,在北京已经拥有两套房,还有车。他们觉得,“养活儿子是足够”,但是这家人没有北京户口。

而他们父母中有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将来迁徙的路径。临近春节,他们大多数要带着孩子像候鸟一样返回老家。

北京西站对这些熙熙攘攘的学生也不陌生。出站口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将通道打开,催促着他们赶紧走,“一会儿另一拨人就要出站了”。

最终,她还是努力地给出了一个答案:“可以跟爸爸妈妈待在一起。”

一位多年送学生回北京的老师说,“平常坐火车来回的有七八百人。”有时,穿着红色或者蓝色校服的学生可以塞满七八节车厢,就像享受了一趟专属列车。

孩子们用快乐以及容易健忘的天性来稀释对家的想念。过了半年,黄庭远逐渐适应了离开父母的日子,他不再要求父母每月中途去看自己,冯浩宁的课桌上也不再贴小日历了。

无论是离开老家,还是离开父母,大部分远离亲人来到衡水的孩子,都要度过一段艰难的适应期。

儿子在家哭闹着不想上学,爸爸就跟他商量,“每次坐火车去上学,回来开车去接你”,再将儿子哄出家门。

没有这张薄薄的小卡片,想找一所更好的公立学校,夫妻两人觉得并不容易。他们考虑北京的私立学校,但听说“有的学校一年收费10多万元”,他们又觉得不值,“还不如把钱留着以后给儿子做别的用”。

火车刚停下,隔着糊着一层雾气的车窗,有几个家长站在外面冲车厢里的孩子挥手。

2月6日下午3点半,从河北衡水的英才学校出发,个头高高低低的学生们即将回到北京的家——准确地说是他们父母在北京的暂住地。

过行李安检时,又遇到了小小的麻烦。几个低年级学生涌到传送带边上,脑袋扎成一堆儿,翻找着自己的书包,有种时刻可能在混乱中栽进传送带的危险,幸好老师及时将他们疏散。一个倔強的孩子执意自己揪起书包,猛地将书包甩到窄窄的肩膀上。

15岁的的冯浩宁去年被送到衡水,现在上初一。她说,开学刚两三天时,有个女生突然趴在课桌上哭了,有人问她“你怎么了。”她回答:“我想家了。”当时全班同学都沉默了,教室里变得很安静,有人默默地流起泪来。

刘建哲暂时不打算给儿子转学了,因为这个小学生已经适应了新环境。儿子自理能力变得更强了,在家还能帮着父母扫地,床铺也能弄整齐了,而以前这些事情“大人是怎么嚷他也不愿意做的”。这让这位母亲感觉“既欣慰又心酸”。

小学生集体制造的喧哗声,给车厢之间划出无形的分割线,其他车厢相对沉闷的气氛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。低年级学生中间坐着几位年轻女老师,她们时刻盯着小孩子们的一举一动。学生有的急着要上厕所,有的会将瓶装水洒一地,还有人吵着要吃火腿肠但撕不开包装袋。

2000年以后,英才学校的生源范围发生了变化,除了本地人,一些北京的家长也把孩子送来了。有人回忆起,2003年“闹非典”的时候,“已经有200多人”,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坐火车回京。这些送孩子去衡水的北京打工家庭,大致有个共同特点——户籍不在北京,大部分老家是河北,也有的来自广东、安徽等地。

豁着门牙的,吸溜着鼻涕的,拖着书包的学生们,塞满了8辆公交车。车厢里散发着低龄小孩儿挤在一起的奶腥味儿。奶声奶气的带着北京腔的普通话,盖过了车外那个河北欠发达城市白日里的喧闹声。

许思佳回家后,有时一家四口人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睡觉。如果一家人待的时间太长,爸爸就去公司宿舍睡觉。

为了保证少则三百、多则七八百的学生,可以安全准时搭上火车,带队老师必须计算好时间,并且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。去往北京的y502次列车17点37分开车,在学校的安排下,学生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待在候车室里。

许思佳在北京的家位于东南二环城中村边上的一间平房里。房子像是加盖起来的,不到10平方米,原来是一间小卖部。除了觉得“一个月1000块钱的租金太贵了”,妈妈满意的是左右没有邻居,“妹妹哭闹起来不会吵到别人”。

这些每月出入火车站的老师和学生,看上去训练有素。他们站在通道里列队,等着老师们在站口外拉起一条警戒线。

进了站台,就像是经过多次演练一样,拖着书包的小学生们,在老师的带领下,分别往东边和西边分散,轻车熟路地沿着不同路线朝车厢走去。

回到家里,这个11岁的女孩依然不爱言谈。面对别人的提问,她时常以抿嘴带来的长时间的沉默而告终。

在民办的衡水英才学校,北京务工子弟的比例接近全校生源的五分之一。该校董事长介绍,学校从1998年建校起就开始招收打工子弟,但那时主要是衡水人去外地打工,将无人照看的孩子留在老家上寄宿学校。

每次给这些学生买往返车票,是一件耗时且需要多人配合的工作。常年负责买票的老师魏刚说,买票时间通常从上午8点持续到下午3点。他们早早去售票厅占一个窗口,掏出一沓学生户籍卡复印件,漫长的售票工作开始了。他们特意在售票窗旁边立了一块告示牌,上面写着“为不耽误您买票,请去其他窗口购买”。为了尽可能买到连票,以免别的乘客插进来,他们要一直占着这个窗口,中间换班吃饭。

更糟糕的是,有些孩子上了打工子弟学校以后,因为学校属于违法办学,他们也没有取得学籍,成了“黑学籍”。按照全国统—的学籍信息管理制度,学籍相当于每个学生的“教育户口”,升学和转学都得带着走。

这些将孩子送到衡水上学的父母,在北京有着不同的工作,有的做生意,卖服装、水果或者装潢材料,还有的在单位食堂做厨师,也有在中关村跑业务的。有人买了车,还有人在北京买了房。

刘建哲是在儿子黄庭远上小学四年级时,将他从北京转学到衡水的。这次放寒假回家,黄庭远被父母开车接回河北邯郸姥姥家。

小学四年级以上就是高年级。11岁的许思佳今年上五年级了,在一片孩童的喧闹声中,她显得有些沉默。她从老家河北邢台转来衡水刚一年,几天前还因为想念老家的爷爷哭了一次。和许思佳一样,部分孩子是从老家转到衡水来的,从一年跟父母见一两次的留守儿童,成为每月跟父母见一次的外地寄宿学生。还有些孩子是从北京转学来的,他们过去一直待在父母身边,在北京上过幼儿园,小学时去衡水插班。

列车员和老师配合默契,他们分工合作,一人擎着后背,一个人护着胳膊,将低年级孩子托举到车厢上去。初中生飞快地往车厢里跑,老师大声喊着:“慢点!慢点!”

周六晚上6点一到,刘建哲夫妻俩各自握着一部手机,他们总结了一套打电话的秘诀。“一个人先打,一般打进去会占线,即使占线也不挂掉,手机里会一直响着‘嘟嘟’的声音,一直数到第九声,另一部手机继续往里面打就接上了,即使占线,也一直要占着。”

车厢里的孩子吃完学校给每人准备的晚餐——牛奶、面包、火腿肠和矿泉水,开始显得无事可做。

刘建哲拨弄着手机屏幕上的未接通电话显示,“一次要打好几十个呢”。她说,最多一次,他们夫妻轮流拨电话,一直占线一个多小时才打进去。

去年,许思佳的父母打算给孩子准备“五证”,还忙着找学校。但是,她又很无奈地说:“我们糊里糊涂的,也没什么关系,去哪找好学校呀?”

家中墙壁上还挂着一排儿子的照片。照片里的小男孩,长得白白壮壮的,脸上有点婴儿肥。

每次放月假,刘建哲也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儿子。刚把儿子送到衡水时,有一段时间她有些后悔,觉得不能把孩子留在身边,“特别对不起孩子”。

至于孩子今后会被他们带到哪里,去哪儿上学,他们中很多人的回答都一样:“走一步看一步。”

后来,许思佳的妈妈听在北京打工的朋友说,“把孩子送到衡水去上学”。在衡水英才学校,不少学生之间是亲戚关系,有亲兄弟姐妹,也有“舅舅家的侄女”或者“姐夫哥哥家的孩子”。

于是,反复权衡之后,一些在北京务工的家长作出选择——将孩子送到衡水上学,每月放假回京一次,“待上几天”。在他们看来,“总好过把孩子扔在家里当留守儿童”。

被一张双人床占据大半个空间后,家里已经没有太大的周转余地。不多的家当是一个小玻璃立柜、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脑,还有一个紧挨着床摆着的布衣柜。家里没有一把椅子。

一位学前班就把孩子送到衡水的母亲坦言,“小孩儿出生在北京,户口一直在老家没上好,不能在北京上学”。

进站验票口的工作人员默契地打开铁栅栏,并且放下他们查票时一贯严苛的态度。小学生们鱼贯而入,其他乘客自觉走另一个通道。

但也有的孩子不希望父母每周打一次电话,“因为一打电话就会更想家了”。

按规定,每次通话两分钟,有时候也可以放宽到三四分钟。孩子们都显得很自觉,“自己说多了太自私”。

“我心想,送到衡水去,每个月都能见到一次,总比留在家里一年只能见到一次要强吧。”这位母亲似乎找到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。

衡水距离北京270公里,红皮列车3小时零5分的车程。对于那些身在北京却将孩子送去衡水上学的父母而言,这3小时车程显得既近又远。

这个难题同样困扰着冯浩宁的家人。冯浩宁在北京上到小学六年级时,父亲开始发愁她升中学的事情。眼看着高考也不远了,他考虑的是,“北京跟老家河北学的不一样,北京这边学校重视全面发展,老家学习抓得紧,到高中再转回去怕孩子学习跟不上”。

更重要的是,即使在北京上了一所他们眼中的好学校,也始终绕不开的问题是,“将来高考呢,还是要回老家去考”。

这个“初中没读完”的母亲,希望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,“不要受我的那些苦”。她1998年到北京打工,后来开了一家服装店。

跳开中国地图上衡水这个小圆点,在广袤的城市化背景下可以看到:打工者流动的速度不断攀升,而流动的轨迹也没有停止过延展。来自北京人口研究所的数据显示,2000年以来,北京市流动人口在12年间增加超过500万人。这意味着,北京每3个人中就有1人来自外省市。

孩子上着学成了“黑户”,意识到麻烦的家长们会很着急。衡水英才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说:“经常接到家长的电话问,孩子在北京上学被‘黑’了,没有学籍能不能转来?”

一个五年级的女生说,她第一次来月经时,坐在床上吓坏了,大声喊:“我流血了,我流血了。”后来,她惊慌而又羞怯地去办公室找女老师求助。

妈妈翻看了大女儿的成绩单,“除了数学没考好,其它都还不错”。一个令父母满意的考试成绩,意味着许思佳可以有一个放松的寒假。在父母的出租房里,她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坐在床头,抱着妹妹一起看电脑里的动画片。

一些学生下了火车,一头钻进家长的怀抱里,大人和孩子牵着手走出站台。大部分人分成小队,拖拉着书包,继续跟着老师往出站口走。

熬过了将近3个小时,火车快进北京西站了,车窗外闪烁着霓虹灯,高架桥缓缓而过。

个头小的孩子跟在后面,走得摇摇晃晃的。上台阶时,有人模仿大一点的孩子,拖着书包拉杆上斜坡,但使出很大劲儿也拽不动轮子,身边的老师一把将他们提上了台阶。

儿子上小学,起初刘建哲夫妻两人“觉得还挺顺利的”。后来,学校因为修地铁而拆迁,“在一间活动板房里上课”。当时,刘建哲感觉“不太好”,考虑给儿子换个学校。

座位上的孩子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开始想伸手够行李架上的书包,还有的穿上了棉衣,将脑袋套在帽子里。

一些孩子是在小学一年级甚至学前班时就被父母送到衡水来,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一位老师说,“冷热不知道怎么穿衣服,有的会把秋衣穿到毛衣外面。”而有些女生最喜欢的小辫儿,“都是每天老师给梳的”。

当地交警队几天前就跟校长通过电话,这是他们的惯例。每月集体返京的学生,会稍微增加他们维持火车站安全和秩序的压力。

在等火车的无聊时光里,小学生们把书包塞在屁股底下,就地而坐。有的翻起绳子,还有的下着游戏棋。这时,仍有三三两两穿着蓝色校服的学生走进候车室,扎成另一堆儿。他们是衡水英才学校的初中生。

黄庭远刚被送到衡水的头一个月,“几乎天天哭”。回想起那段“骨肉分离”的日子,母亲刘建哲语气里仍然难掩心酸,“我也天天哭”。夫妻俩还为此吵过架。

衡水火车站和北京西站,几乎每个月都要迎送几百个穿梭两省的读书娃。他们中年龄大的上初中,多数是小学生,有的甚至还在上学前班。

许思佳3岁时成为人们常说的留守儿童,父母去北京打工,把她留在农村家里由老人照顾。在这对年轻的打工父母眼里,“女儿的教育问题很重要”。他们嫌村里学校不好,把她送进镇上的私立学校。

几个孩子撒娇似地喊着:“老师,怎么还不到啊?”还有人一会儿喊热,一会儿叫冷,将衣服边蹭得黑乎乎的棉袄,脱了又穿,穿了又脱。

“嘀”的一声哨声又响了,人群开始沿着警戒线朝外走。栏杆边上趴着家长,他们紧挨着站在一起,目光不停地移动着,搜寻着他们熟悉的身影。

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。有现实的例子摆在面前,冯浩宁的哥哥小学时就被送到衡水,“那会儿连衣服也不会穿”,后来他回老家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。

衡水距离北京270公里,红皮列车3小时零5分的车程。对于那些身在北京却将孩子送去衡水上学的父母而言,这3小时车程显得既近又远。

他们在衡水上学,父母在北京务工。衡水火车站和北京西站,几乎每个月都要迎送这些穿梭两省的读书娃。他们中年龄大的上初中,多数是小学生,有的甚至还在上学前班。

为了每月中途看一次儿子,夫妻二人开车去衡水,周六晚上把儿子从学校接出来,在宾馆住一晚上,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学校去。

公交车陆续抵达衡水火车站广场。这次赶上放寒假,部分学生已被家长接回老家过年。按照平日的规模,车队的数量还得增加至少一倍。

火车就要进站了,这些离家超过1个月的孩子,距离跟父母的再一次相聚,仅剩下3个多小时了。

到了高年级,青春痘冒了出来,男生唇边长出绒绒的胡须,女生的胸部也开始隆起来。在这个迎接青春期的过程中,这些离家的孩子不可能拥有父母太多的陪伴。一些女生迎来成长发育的重要生理现象时,母亲并不能第一时间安慰她们的慌张。

第一个月,冯浩宁在课桌上贴了一张手绘的小日历,“过一天就划掉一个,一天天感觉就过得快了”。

不一会儿,候车室开始变成儿童的王国。在多年的配合下,火车站跟学校建立了友谊关系,他们专门留出验票口前的一块空地,安顿那些等火车的学生。为此,学校每年都向火车站送一面大红锦旗。

后来,孩子学习变差了,“家里老人也辅导不了”。家人还发现,自小活泼的许思佳变得不爱说话,性格越来越内向。

第一拨到达的是小学低年级学生。车刚停下来,车厢里响起“滋滋啦啦”拖拽书包轮子的声音。为了方便移动,他们的双肩书包都带有滚轮和拉杆。一个年轻的带队老师跳下车,将一些个头还没达到公交售票标准的小学生,连人带书包一起抱下车。

这对在快递公司上班的农村父母,决定给孩子换个学习环境。孩子妈妈回忆说,“当时听别人说在北京上学需要五证”。她所说的“五证”,包括本人在京暂住证、务工证、户口簿、老家无监护人证明等手续,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北京上学的必须门槛。

无论经济条件乃至社会阶层有何差异,他们都是统计学意义上北京常住外来人口802.7万人中的一员,没有北京户籍。

实在忍不住了,刘建哲和老公开车去衡水看儿子,“就跟探监一样”。但学校不提倡父母去看孩子,他们的理由是,“担心影响其他孩子的情绪”。这对心疼的父母只能在校门口瞅几眼儿子,寒暄几句。

有媒体拍了一组北京务工子弟坐火车上学的照片,称这群孩子是“去衡水上学的北漂孩子”,还有人称他们是“候鸟”。

一些对“五证”要求不严的打工子弟学校敞开大门。不过,北京曾经集中关停过部分打工子弟学校,相关部门称是因为这些学校违法办学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、师资力量参差不齐等问题。

在父母们犹豫的天平上压下最重一块砝码的是未来的高考。这些离开家乡在北京挣钱的父母中,有人说,“宁愿舍弃一些亲情,也不愿意我的孩子考不上好大学”。

衡水是河北东南部的一个地级市,经济指标在河北省排名靠后,一些当地人对于谈论家乡的经济发展显得兴趣不大,但令他们感到脸上有光的是“教育”。近年来,这个河北城市因为高考成绩而闻名全国,日渐变成辐射周边地区的教育中转站,学生群体是该地火车客运的主流客源之一。

亲情电话线每周一次穿越阻隔在亲人之间的270公里。每周六晚上,家长可以把电话打到班主任的手机上,跟孩子说会儿话。因为想打进来的电话太多,每次这个亲情电话都会被打爆。

这次集体回家的学生占了将近4节车厢,两排行李架上横竖堆满了花花绿绿的、印着米奇或者机器猫图案的书包。

一位名叫刘建哲的母亲道出内心的纠结:“谁不想孩子每天跟自己在一起呢?可没有北京户口,孩子想在北京上个好学校挺难的。最重要的是,不能在这里高考,孩子迟早要送回老家。”